2025年经济工作怎么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系统部署，强调2025年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包括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2025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协同配合，提升宏观经济调控能力？需警惕防范哪些风险？
近日，澎湃新闻推出“轻舟必过万重山”——《首席连线》2025跨年市场展望，专访多名首席经济学家、首席分析师，明星基金经理，把脉蛇年投资新主线，挖掘市场新机会，展望市场新走向。
本期刊出的是对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的专访。
管涛长期在国家外汇局工作，实操经验丰富，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参与过中国外汇制度的设计工作。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更加强调节奏要匹配。”管涛表示，市场对政策的期待可以理解，不过需要注意两点。一是，需避免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过度解读。时隔十四年重提“适度宽松”，是对前期（支持性）货币政策操作的确认，而不是意味着国内货币政策从中性转到了宽松。另一方面，“财政政策通常要走过法定程序也就是两会后才能全面发力，但是市场听到了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就开始抢跑，透支了货币适度宽松的利好。”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管涛认为，要抓住政策转向、促进经济明显回升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结构性的调整，进一步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改革不能够停步，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企业困难等问题，政策支持过多的风险同样小于支持过少的风险。”
关于2025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管涛反复强调，“预案比预测更重要”。
“美国经济有软着陆、不着陆、硬着陆三种情形，每种情形对我们国际资本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都有机遇和挑战。那么对于有关部门而言，应该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拟定好应对预案，特别是对坏的情形要提前做好准备，提高政策响应能力。”管涛说道。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节奏要匹配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其中财政政策从“积极”到“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从“稳健”到“适度宽松”。通过打出有力有效的政策“组合拳”，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将更好应对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推动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那么，2025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二者应当怎样配合？管涛提出两点“注意事项”。
首先，管涛强调，应避免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过度解读。他表示，一些人可能会回顾2008年下半年到2010年底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自2011年以来，一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健’在西方货币银行学的语境中为中性的货币政策。这些年汇率市场化以后，中国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年来，为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恢复，我们又降准又降息。所以，去年6月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上首次提出我们货币政策立场是支持性的，就已不是中性的。”也就是说，前期的货币政策已是稳健略偏宽松的，管涛表示，时隔十四年重提“适度宽松”，是对前期货币政策操作的确认，而不是意味着国内货币政策从中性转到了宽松。
其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更加强调节奏要匹配，货币政策不能“为了宽松而宽松”。管涛表示，2025年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赤字率，必然要扩大政府债券发行，并配合以低利率、宽流动性的融资环境。
“不论是流动性还是利率水平，都不是越松越好，越低越好，而要把握好‘时度效’，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讲究节奏匹配。”管涛举例道，2020年1月，货币政策提前发力开始降准降息，但是财政政策直到2020年5月底的两会后，走完法定程序才全面发力，但此时货币政策已经到期自然退出。下半年，在央行没有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性利率或市场基准利率的情况下，财政和货币政策错位，造成市场利率大幅走高。
管涛说道，当前市场对于“货币适度宽松”有抢跑之嫌，透支了货币适度宽松的利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货币政策自去年9月底以来已经降准降息。虽然一些货币信贷指标有所改善，但市场有效融资、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较为突出，人民币信贷、政府债券发行的同比和环比数据均显示出少增的趋势。”管涛说道。
“政策多做的风险小于少做的风险”
“外有百年变局演进、内有新旧动能转换，是理解中国经济政策和运行状态的一个重要底层逻辑。”管涛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因素时说道。
从外部因素来看，管涛指出，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如俄乌问题、中东问题都有可能造成新的全球供应链的扰动，影响全球通胀的走势；另一方面，贸易局势紧张，也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此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果紧缩超预期有可能会造成风险资产价格的剧烈震荡，也会给中国带来“传染”效应。
“从内部因素来看，一是，我们一些重点领域的风险化解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从长期来看，还是要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地方政府自主财力。二是，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内需，需要看到消费是分散化决策，难以立竿见影，促消费急不来。三是，发挥财政政策的稳增长效能，仍需进一步疏通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当前形势下，我们还要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的作用。”管涛说道。
管涛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上不仅有风和日丽，也会有“疾风骤雨”，甚至“惊涛骇浪”。
“很多问题的解决并非像大家讨论的那样可以毕其功于一役，速战速决，而是要抓住政策转向、促进经济明显回升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结构性的调整，进一步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管涛强调，改革不能够停步，“特别是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慢变的过程，越早动手，见效就越快。”
管涛表示，从美国经验来看，美联储在疫情期间的持续宽松政策，表明支持过多造成的风险小于支持过少。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企业困难等问题，政策支持过多的风险同样小于支持过少的风险。
汇率波动注意三方面风险
新年伊始，美元指数高企，非美货币普遍承压，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7.30关口。随后，人民币汇率快速反弹。1月24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日内涨超300点，一度升破7.25，最高触及7.2450，创去年12月来新高。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日内涨超400个基点，一度涨破7.24，最高触及7.2396，现报7.2430。
管涛分析称，2024年10月份以来，美联储的宽松预期降温，特朗普交易回归后，美元美债收益率上行，美元指数重新走高，从而带动了人民币汇率的调整。
对于近日出现的反拉行情，在管涛看来，主要受三方面影响。一是，近期公布了2024年的经济数据，其中去年四季度经济恢复超预期，显示政策转向的效果；二是，特朗普1月20号正式入职以后，特朗普交易暂告一段落；三是，近期中美之间的良性互动，缓解了市场对于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担忧。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续第三年提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是811汇改以来的首次，体现了当前统筹内外不均衡的任务空前繁重。”管涛指出，2025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主要受中国经济恢复情况、美元利率及汇率走势、特朗普政策以及央行的汇率调控等因素影响。
“2025年国内已经提出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如果相关政策举措逐步生效后，能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名义GDP重新超过实际GDP，负产出缺口快速收敛，那么将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管涛说道。
2024年9月以来，美联储启动了本轮降息周期后，已经连续降息三次，但是美联储仍然强调，美国经济面临紧缩不足或者紧缩过度的风险。美联储明确表态将放慢降息速度后，管涛指出，特朗普回归将进一步增加美国经济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新变数。
“如果美国经济软着陆，那么人民币汇率，大概率呈现双向波动的行情；如果美国经济不着陆，美联储将从降息，到暂停降息甚至重启加息，美元重新走强，人民币汇率或面临一定的压力；如果美国经济硬着陆，那么对人民币汇率而言，将会是一个拐点。”管涛分析道。
此外，如果外汇市场出现了一些非意向性的过度波动，如顺周期的单边羊群效应，那么央行会及时出手，短期内也会对市场汇率走势产生一定的影响。
管涛同时提醒道，汇率波动下，需要注意三方面风险，一是，市场有没有出现这种顺周期的单边羊群效应，需要及时干预、打断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二是，汇率的涨跌是否影响到货币政策的传导以及物价稳定；三是，金融稳定的风险，“汇率单边的变化，强化了单边的预期，那么有可能会造成资产泡沫或者是资本资产价格崩盘的这样的风险。”
最后，管涛再次强调，“预案比预测更重要”。“美国经济有软着陆、不着陆、硬着陆三种情形，每种情形对我们国际资本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都有机遇和挑战。那么对于有关部门而言，应该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拟定好应对预案，特别是对坏的情形要提前做好准备，提高政策响应能力。”管涛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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